宜蘭社區辦桌與地方形塑：以謝總舖師承辦的同樂村社區辦桌為例__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（宋）孟元老 撰，（民國）鄧之誠 注，《東京夢華錄注》，臺北：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民國 73 年。 吳逸生，〈「三角肉」我見〉，《臺灣風物（季刊）》，第 20 卷 3 期，臺北：臺灣風物雜誌社，民國 fifty nine 年 eight 月 sixteen 日出刊。 為避免烹煮時鳥糞或落葉的沾染，會在自家門前的廣場或庭院進行「搭廠」（竹子搭建的棚架）。 它或許沒有五星級飯店的氣勢與尊貴，然而百年歷史的人文傳統與生活經驗之交錯，構成臺灣辦桌最豐富的文化內涵。 臺灣辦桌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7世紀，即明鄭、清朝時期，自閩南地區、廣東等地的漢人渡海來台所帶來的特有宴席文化。 由於移民拓墾需要大量勞力，加上臺灣當時的瘴癘環境十分險峻，因此每到傳統節日，這些移民便以牲禮、庶饈祭拜神鬼，透過祭祀活動獲得身體的保護或財富的酬償，這些祭祀活動所準備的豐盛食物多以”辦桌”的方式進行。 1720年出版的《臺灣縣志》〈雜俗〉中曾提到辦桌豐富的菜餚與所費不貲的情形：「家有喜事及歲時月節‚宴客必豐，山珍海錯，價倍內郡，置一席之酒，費數千之錢…」。 走過炎夏、禁忌七月，隨著初秋腳步到來，婚嫁、聚會的美好時光，讓訂席、外燴服務的需求量日增。 臺北市政府法務局及臺北市政府衛生局今（27）日召開聯合記者會，發布現行臺北市115家國際觀光飯店及餐飲服務業者，契約使用情形調查及輔導使用定型化契約範本。 陳月娥，《城鄉地區居民生活型態、文化參與及文化認同之研究──以宜蘭地區為例》，東吳大學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86。 「辦桌」在閩南語辭典中指的是請外燴業者到家辦桌的宴會活動，然而，臺灣民間的辦桌活動，卻是由單純的常民互助宴會形式，變遷成為結合外燴商業形式與常民互助傳統的宴會活動。 外燴 此宴會活動既具有傳統高級宴會的商業性、也具有傳統常民宴會的鄰里互助性，並且，此種結合商業和人情互助的性質也成為當代辦桌活動的特色之一。 藉由此種特色，臺灣辦桌獨立於餐廳飯店的純商業宴會活動外，自成一個宴會的傳統，並在延續這個宴會傳統的鄉間，繼續發揮它的影響力。 內門有總舖師為客戶準備出租桌椅、鍋碗瓢盆，餐廳廚師出身的薛孟輝父親薛清己加以改良，與徒弟鄧正平、雞販黃萬來、豬販黃老常各出資2萬元，成立「四合一」公司，提供食材供應、烹飪料理、桌椅出租。 辦桌文化的起源可追溯至春秋戰國時代，但在當時，只有天子與貴族有擺設筵席的權利。 到了漢朝，為嚴格控制人民生活，除非遇固定節令，必須經由朝廷的「賜酺」才得以聚眾宴飲。 陳志梧，《空間變遷的社會歷史分析：以日本殖民時期的宜蘭地景為個案》臺北：臺灣大學土木工程所博士論文，1988。 黃國禎，《文化政策、認同政治與地域實踐──以九○年代宜蘭為例》，台北：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98。 李素月，《文化治理與地域發展－－九０年代以降宜蘭的空間－－社會過程》，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，2002。 創立於1988年，初期我們只是一間臺安醫院旁的小巧烘焙坊，但因為對自己料理手藝與食材品質的堅持，飛士蘭漸漸培養起自身的優勢與在社區的重要性，進而擁有了讓我們感到溫暖的忠實支持者。 池永歆，《空間、地方、鄉土：大茅埔地方的構成及其聚落的空間性》，頁8-10、169、 、 。 劉鐵梁，〈村落廟會與公共生活秩序〉，收錄於莊伯和總編輯《兩岸民俗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。 黃麗玲，夏鑄九，〈文化、在現與地方感：接合空間研究與文化研究的初步思考〉，收錄於《文化研究在臺灣》，陳光興主編，臺北：巨流，2000，頁27-70。 尤其在以前物資缺乏年代，只要村里有辦桌，就是大家可以大魚大肉的日子。 所以說辦桌除了可以聯絡感情外，它還是體現鄰里間互助團結精神的工具，特別是那些封街舉行的上百桌喜宴，或是廟宇建醮的慶醮宴。 記得小時候每年中元祭後家家戶戶都會在家門前設宴款待親友，那種萬人空巷的熱鬧景象，決不會比我在國外參與過的大型晚宴遜色。 所以我喜歡辦桌，因為辦桌代表了共同的人情味還有社區鄰里熱鬧有趣的集體記憶。 吃辦桌還有一件很開心的事，在宴席開桌前，大人們大家啃著瓜子互道家常或是與久違不見的親友敘舊。 管他大人們比較著誰家小孩學校成績好壞或是工作成就如何，我們小孩子則是盡情享受著「吉利果」、「香吉士」或是「黑松沙士」等各種平常都被禁止的飲料，摩拳擦掌地等著今晚的「好料」上場。 《禮記．禮運》：「飲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…」吃，自古以來一直扮演著華人社會中非常關鍵的角色，它從一種最本能的生理需求，歷經了數千年的演進，到了現今，他絕對不是只求「果腹」，而是多了「溫飽」的「溫」，甚麼是「溫」？ 早期鰻魚出口，不只要打氧氣，還要放兩隻土虱，因為鰻魚容易死魚安逸，但若遇到帶刺的土虱鑽來鑽去，就會保持活跳跳。